春寒料峭之时，庞大的“艺考大军”不远千里、不惜代价挤上“艺考”独木桥，其热烈程度堪比国考。而同样与国考类似的是，梦想照进现实者寥寥，大部分考生成为了“陪考”，淘汰的原因各异，其中不乏颇受争议的评判“标尺”。
“每到冬天，艺考生们就考疯了，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全国各地的考生们坐飞机乘火车赶往北京，各个院校也都在北京设摊抢生源，蔚为壮观。今年也是如此。我们同济大学电影学院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设了点，全国共招26名学生，北京考点最多也只有五六名，可报名的考生竟有2000多名。很多院校规定若要调整面试时间，需要加付50元，可众多考生还是纷纷掏钱，因为他们大都报了好几个学校，忙着赶场子，有些同学一下子赶10到20个场次不等，不同考点考试时间重合在所难免。”知名导演、同济大学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系教师武珍年（此次帮助表演系招生）向笔者介绍不久前的招生情况，“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考场的最后一个考生，一张灰白灰白的脸，疲惫地坐下，拉杆箱往旁边一放。她刚在青岛考完就坐火车直奔过来。这类拎着箱子直接赶来的考生不在少数。此中，家长有陪，也有不陪的，凡陪同的无不大小行囊拎着背着，在寒风中等候着，那颗紧张的心全拎到了嗓子眼；没有来陪同的也是手机全天候开着，随时接孩子远方来电，茶饭不思，日夜不眠；一次在考场，我们就看到一个落榜的考生和他的母亲抱头痛哭，那副揪心的摸样，让在场的考官无不难受地赶紧躲避，不然，自己的那颗心也将随着啼哭而要碎裂了……啊，这真是一场情感的大厮杀哪！”武导说完这段话，禁不住长叹了一声。
“我已经去过江苏、北京等地，然后来到上海，一个多月来共考了17场，都快变成全国巡演了。”一名山东的艺考生说。他从春节前就开始进入考试状态，而一个多月连考17场的频率并不算高，为了使艺考更有把握，不少艺考生都采取了“全面撒网”的策略，艺考线路遍布大江南北，打“飞的”、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成为了一两个月内的常态。
2011年春寒料峭之时，可以用“轰轰烈烈”一词来形容正紧锣密鼓进行着的艺术类考试。据报道，北京电影学院今年只招生488人，但报考人数约2万人，比去年增加7000人左右；其中，今年减招至30人的北电表演系，报考总人数已达4392人次，这意味着99%的学生成了“陪考”。上海戏剧学院2011年招生计划数为469人，其中，全国共有3006人争夺表演系50个招生名额，录取比例达到60：1；而今年的主持专业有2138人争夺20个录取名额，录取比例达到100：1。此外，中国传媒大学700个招生计划也吸引到全国两万多人报考，比去年增加了2000多人；中央戏剧学院计划招收591人，其中本科招291人，而本科招生网上报名超过14000人。可见，艺术类考生高考录取率远低于普通类高考的录取率。“如果参加普通高考是走独木桥，那么参加艺考相当于‘走钢丝’。” 一位考生家长如是说。
为了走这根“钢丝”，很多考生与家长反目，甚至以离家出走相威胁，最终父母不得不妥协。为了增加考试“筹码”，很多家庭不惜重金，有考生单独请专家一对一辅导，10天就花了上万元。央视的一项调查称，在北京的艺考培训大军中，90%以上是外地学生，这些学生中有三分之二在高三下学期到北京参加考前培训。按最低平均每月3200元计算，一个学生半年培训下来，仅学费就要花两万元。而用在购买学习用品、租房、生活开支等方面的费用，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照此看来，艺术学院的考官们应该兴奋不已，那么多的考生向艺术“投怀送抱”，不畏路途艰辛，不惜奢投金钱。然而考官们却纷纷感叹，考生的有效数量一年不如一年。据悉，部分艺考高校不少专业的初试淘汰率高达50%以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成绩不佳的考生把文化分数线低的艺考当成上大学的敲门砖和救命稻草，他们并没有做充分准备。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艺考”中诸多奇特的条条框框把一些专业优秀的考生也拒之门外。
一到各大院校表演系招考时，众多纸质媒体、网站都用“美女云集”来描述。表演系招收的都是帅哥美女，那些外形条件不太“给力”的考生成功的几率很小，似乎已渐成共识。
“这绝对是个误会。”很多相关人士辩护道。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陈浥解释，电影表现的是生活，生活中什么人都有，考官对形象虽有一定的选择标准，但完全基于电影制作的需要，而且更看重学生的信念、想象力、激情、表现力等艺术素质和人文素质。然而，纵观北电、上戏、中戏等院校各级表演班的合影，哪张上不是一溜串的帅哥美女？
“完全基于电影制作的需要”，恐怕才是真正的关键点。以前，中戏、上戏的表演系，主打戏剧表演，然而随着舞台剧的相对式微，影视剧的蓬勃发展，很多院校的专业方向已改成了“戏剧影视表演”。如今当演员的哪个不想去拍影视剧？即便编制在话剧院团，但凡有条件、有机会，都想着法儿跑往影视圈，因为成名快，片酬高嘛。因此，学生以后能否成为影视明星，也成为艺术院校表演系招生的“潜标准”。一些院校表演系招生时，从初试开始，就有一台摄像机跟踪拍摄，到了三试时，考官面前就会放上一台大屏幕的监视器，方便考官从镜头里考察考生。镜头一拉近，演员的面部轮廓、表情一下子被放大，考生稍有缺陷，立即暴露无遗。上戏表演系主考教师洪彬认为：“做演员的，长得好看不是罪。我们招的是演员，形象漂亮，让观众赏心悦目，有什么不好呢？”在后工业化时代，审美标准日趋单一化，“是否好看”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院校表演系评判考生的重要标尺。据说，为了抢夺那些“第一眼”帅哥美女，各校的主考老师往往会给予各种明示与暗示：“只要你文化过关，我们肯定要你。”然而，也有考官替那些专业能力强却长相不佳而遭淘汰的考生鸣不平的。
“去的话，估计也难上，你就当多一次体验吧！……”放下电话，武珍年转过头跟笔者说，“刚打电话过来的是一个跟我很熟的考生，他告诉我北电的面试没有通过，问我还要不要去中戏试了。他肯定没戏，我早就跟他说过。一米八的个子，气质也非常好，上次他到北京来找我，穿着很得体，对色彩非常敏感，比同龄人要成熟，而且跳舞好得不得了，那个柔韧度，形体老师也很称赞，但是——”武珍年话锋一转，叹了口气：“不可能录取，他太胖了，有260斤。
你不知道表演系的标准里有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形象上要端正。如果你有缺陷，我们在面试时会在形象栏里标注，什么鼻子太长、大小眼、朝天鼻子、斗鸡眼、招风耳、冲下巴、大腮帮、歪嘴巴等等，这些都不太可能录取，更何况这个考生太胖，不要说二试、三试，就连初试一旦出现一定是质疑声大噪：‘你来干什么？！’。有时我也会自责，干嘛这么评论人家，都是父母给的相貌，父母绝对不可能这样来评价他们的孩子的，因为在父母的眼里哪怕是残缺的孩子都是最可爱的，最美丽的。而我们却这样地‘评价’，你有什么权利？！可是没有办法，就是要五官端正哪，就是要你去挖掘孩子的缺陷。设想一下，当年的姜文如果用这样苛刻的标准要求他，现在就没有一个大明星了！他的那个招风耳，小豆眼，就必定把他挡在考场之外，其实当年的北电就没有录取他，而是后来中戏的张仁里老师据理力争要下他的。尽管有案证明，但这个标准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一个不变的常理。你不能说它没有一定道理，电影上没有帅哥美女确实不行，但问题是有些特殊的特别的人才也因此被拒之门外，这就可惜了。每次面试时，我内心都很纠结，但是没有勇气去打破这个规则，这成为了一条硬杠杠，谁都很难逾越。”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隋兰在微博上写道：“我们很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手里掌握的生杀大权决定的是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这份德行我们绝不敢轻视，有的考生内在素质好，外形差，明知道他过不了还是让他进三试，多给他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有的形象真好就是不会演，我们就耐心地启发希望她能开窍！”言语间对形象的偏好非常明显。很多老师并非刻意，但“首先要挑形象好的”已经成为思维定势。
各个院校的表演专业招考内容中大都有语言、声乐、形体、表演等各方面的考核，讲究的是综合素质。北电表演学院院长陈浥强调招生绝非帅哥美女“选秀”，更不是挑选“摄制组”要的人选，更看重的是考生的艺术素质和人文素质，然而在北电2011年招生简章报考条件一栏中赫然写着“报考表演专业考生双目视力均应在5.0以上（经佩戴隐形眼镜矫正4.8以上，新视力表）；男生身高不低于1.72米，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无肢体畸形，体表无疤痕、纹身、胎记及皮肤病；报考表演专业的考生，参加专业考试时，一律不许化妆；报考表演专业进入三试的考生，须参加专业体检（表演学院自行安排）”等须知。而在上戏的招生简章的报考条件一栏中有“身体健康，无生理缺陷，无色盲、色弱。表演专业要求体形匀称，五官端正，口齿清楚，普通话较标准，两眼裸眼视力一般不低于0.8”等要求。可见，艺术院校已经白纸黑字地告知，暂不论你们有多少表演天赋，如果你长得太矮、太胖、太瘦、五官不端正、是色盲、色弱……就要有点自知之明，不要来报考了。武珍年认为：“电影里各色人物都有，招生时也应该讲究平衡，漂亮的要招，但是长得不太好却有才的‘歪瓜裂枣’们也需要。
这样才能很好地配置人才资源。而且一些‘歪瓜裂枣’往往因为某些欠缺，会加倍地努力，表现更加出色，走得也更远。”“两课”考试是对艺术的侮辱？“ 招生时我根本就是傀儡——我无法决定我要什么学生，当老师那7年，甚至连考生也见不到，外语政治不通过，考生没资格到我面前瞧一眼。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花爹妈的钱，买张火车票到北京考试，然后再买一张火车票，打道回府。”陈丹青感叹着回忆道。当年他是以英语零分、专业高分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的，然而二十多年过后，他的后辈们却没有了他当年的幸运。
2000年，在盛邀之下，陈丹青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本想“一展拳脚”却处处受牵制。2000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举行，这也是陈丹青第一次招生。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陈丹青首次招生，允许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转为正式博士生，可因外语考试再度失败，不得不结业离校。之后的几年，无论是博士招考、还是硕士招考，大部分考生们均在“两课（政治和外语课）”上败下阵来。
“专业前3名永远考不进来，因为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艺术学院应该招一些疯子，而不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陈丹青愤怒地感叹道，“对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
为了给火爆的艺考降温，2009年教育部将艺术类本科文化课控制分数线提高了5个百分点。这一改革带来的直接变化，是艺考招生各专业方向文化课录取分数线的明显提高，各院校录取500分至600分甚至更高分数段的考生数量在不断增多。一些学校还深入重点高中、示范高中开展宣传，吸引优秀生源参加艺考。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例，其今年本科专业考试的28个专业方向中，按文化课成绩录取的专业方向占到了25%以上，而单纯按专业成绩录取的专业正在减少，按专业成绩与文化课成绩综合排序录取的专业在增多，有的专业则是在专业合格基础上，完全按照文化课成绩排序录取。此举一大理由是，艺术需要天赋，更需要文化素养。这很有道理。问题是，现今的填鸭式教学与更多地拼背功的文化课考试能考量出多少的文化素养？“‘两课’成绩被统称‘文化课’，简直太荒谬了！外语能力指什么？纽约乞丐，满口英语。‘政治’指什么？孙中山说，‘政’，众人之事也，‘治’，管理众人之事。如果我们认同此一定义，美术系大学生都要从政么？”陈丹青质问。
“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美术类本科招生专业课打分，篮球场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摆着上千张画，老师看几眼就过去了，通常在几秒钟之内，一个学生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考生水平又这么差，怎么能当一回事？之后我也就再也不参加招考了。”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大鸿坦言。在他看来，现在的艺术类招生，表面上看非常严格，很数字化，很公平，而本质上却一塌糊涂，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被抹杀了，很难招来真正有才华的学生。“以前的话，是先寄自己的作品，我当时考浙江美术学院时寄了很多作品，老师一看就知道我的整体水平，就给我发了准考证。
考试时，我的色彩成绩一般，但是我拿出了平时的习作给考官看，她一看觉得，其实还不错的，只是考试没发挥好，就把这个情况带回去，放入了好的一档。可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艺术类招生是很灵活的。此外，当时除了要考素描、色彩，创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给你一个题目创作。但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这项内容了，要么考真人头像、石膏像，要么是静物、色彩，大家都知道是这几样，考前班就好办了，一种模式训练，不再像以前那样更注重创作。”在刘大鸿理想中，最好的招考方式应该是，把优秀的老师推出来，做宣传，真正想学艺术的学生应该是择老师应考而不是冲学校应考；老师则应该到考生家里去，翻一翻以前的作品，看看家庭环境，聊聊天，这些年来干些什么，怎么过的，为了验证，再画个东西，测试一下水平，就可以决定是否招生了。美术类、表演类考试中的“标尺”只是艺考众多“标尺”里的典型，在这些“铁面无私”的标准下，很多“偏才”“怪才”被挡在了高等学府之外。
“艺考”只是艺术教育的“排头兵”，在经过各种“标尺”丈量后，顺利迈进梦想中的高等学府的学子们，依然需要面对各种考试、各种规章制度、各种评价标准……
一格一格育人才“走进教室，发现孩子们都是一路考试过来的傻孩子，表情茫然。听说我教油画，有些孩子也想跟我学。但是油画这玩意儿今天画完，明天会干掉，上午画完了得下午接着画，好比慢慢炖一锅汤，熄不得火。可是等我下午习惯性地走到教室去查看时，发现教室里没有人，只剩下一两位外国留学生，中国学生都走光了，因为下午的课早排满了——政治课、英语课、体育课、电脑课等等。第二天上午孩子们再抹开颜料画，颜料全干了，全部重头收拾——没有办法，课程名目冠冕堂皇，反而美术学院的美术课，最次要。”陈丹青说道。
“回忆二十多年前，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有一天，林岗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陈丹青有些深情地回忆道。在刘大鸿看来，现在艺术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是全部行政人员加“半瓶醋专家”把所有资源都占了。
1985年刘大鸿到大学任教，当时一个教授配两个助教，“不知猴年马月教授们都成为了光杆司令，助教纷纷独立上课，一个教授要请人帮忙，得自己掏钱。单用表格就可令教授们团团转，举手投降，苦不堪言。代之而起的政工辅导员群体却占了很多位子和资源，他们把所有的利益都抓着，怎么办考前辅导班，怎么录取，专门有人抢这碗饭，控制完招生把一年级的学生拉到新校区，封闭一年，考进来的学生本来就很傻，结果到了那边以后又傻一年，二年级回来以后，一时很难恢复，三年级又要去找工作，四年级就要毕业了。我碰到过一些蛮有灵气的学生，等毕业时什么也不是了。
而且大部分的学生看问题都很偏狭，认为画画就是画瓶子、罐子、人体，如果你出个题目，学生就有怨言，觉得艺术就是天马行空，有命题就不能接受，就不艺术。”“所有的教学都被教务处规定好了，在时间、地点、课程内容、教学阶段等等细节上，全都预先严格规定了，排在表格里。我看不出我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我不再是我，只是顶着教授的帽子，按照表格的安排，带带研究生，好像在放羊。”不愿在体制内混饭吃，也不想违背自己性格的陈丹青于2007年愤然离开，而处于类似困境的刘大鸿则选择了做体制的“钉子户”，持久“抗争”，实践他的“单位美学”。在美术学院，传统教学模式以培养写生能力为主，考量的是如何把人画得像，技术性的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因不满于这种刻板的教学模式，刘大鸿与上师大油画系主任黄启后在著名画家戴敦邦的启发下，于2002年成立了“双百工作室”，开始了不同于常规美术教学大纲的艺术实践。“双百”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意图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综合素养。很快教学上就有了成果，刘大鸿带领毕业班学生创作的《新上海百多图》《新点石斋画报》《新良友》等系列得到了广泛肯定，成为了美术教育方面的成功范本。然而“双百工作室”教学理念的成功，大大触及了传统美术教学模式，也引来了身边不少同行的争议与微词。
2003年，双百工作室的02级油画本科班被硬劈成了两个班，原因在于学院院长不满工作室的独特教学法；2006年，双百工作室本科学生遭遇“论文门”，全体被判为不及格，原因在于指导老师刘大鸿要求每个人以四年的专业学习实践活动为基础写作，真实体现自己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个要求下学生撰写的论文被院方认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论文，不具备应有的观点和学术性。刘大鸿对此“绝对不认同”：“一个美术学院的本科生，哪有能力自己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不是要去抄袭？等于是嚼人家嚼了一百遍的馍。”他认为对创作艺术的人来说，文章写得真远比写得“学术”更重要。最终，随着众多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校方不得不介入，重新审查论文，并让学生过关。然而，这只是短暂的胜利，抗争之路漫漫修远。
“我已经两年没有被安排课程了。”日前，在双百工作室刘大鸿无奈地向笔者抱怨道，转而又有些振奋地说，“但我有自己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牌子挂上，自己上公开课，看你们怎么办？”被边缘化的刘大鸿选择了“自立门户”，他在透明玻璃围起的美术学院一楼大厅展厅内树了一块牌子：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我喜欢这种透明的、开放性的空间，只要愿意，谁都可以进来翻书、看画，有谁愿意跟我学画，我也随时愿意指导。学艺术其实就应该这样，需要大量闲聊、沟通，谈自己的感觉。只可惜现在真正想学艺术的学生越来越少，一个班也就一二个。很多学生好奇但是不敢推门进来，可见学生学艺术的欲望有多少。不过，我还是希望，年轻人，能救一个是一个，哪怕没有一个学生找过你，但是他每天路过，看过某个场景，可能会对他以后的成才有帮助。”刘大鸿感叹道。
即便前面的路似乎越来越艰难，他表示依然会坚守在大学这个“单位”里寻找新的创新的可能。升为学历教育后艺术教育的错位“当表演教育上升为一种学历教育之后，就必须遵从大学教育的规矩和规律。而这种规矩和规律，是由大学教育中为数更多的知识讲授型的专业形成和决定的，而非表演艺术以及其他实践性艺术——和知识讲授型的专业比起来数量少得多，范围窄得多，声音小得多——所决定的。因此，大学教育对于表演教育，形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导演表演系教授赵宁宇指出了艺术教育“束手束脚”的一大根源。
“大学教育的体系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一元化。人类的社会生活形态是多元化的，人类的生存技能是多样化的，培养教育人类的大学自然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一元化，必然造成用张家家规管李家事的错位。所有熟悉大学教育的人都熟悉这些词汇：实验室，实践性课程，课件，考试AB卷。对于理工科或者普通文科来说，这些教学概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应用在表演教学上，就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这些概念基本上不适用于表演教育和若干相关的艺术教育。
表演教育和实验室有什么关系？表演教育的全部都是实践性课程，如何作为稀缺物单独标注？表演教学哪里用得上课件？表演考试没有试卷，又何来AB卷；不是命题答题的考试，而是技能检验的考试，又怎样出得来AB卷？如此等等。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些管理用语的不恰当，而在于对于大学表演教育的认识和定位的偏差。这就是一元化的后果，事实上，完备的教育体系应该具备多元化的量化评估方法，管理上的滞后实际上还是观念上的滞后，这种滞后对于表演教育质量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荣广润也有类似的观点：“其实艺术教育存在着两种误区，一种是把艺术教育等同于普通大学的教育，忽视艺术教育的特殊规律。培养艺术人才不光是让他‘懂得’，还得让他‘进去’。演员口齿清楚，这需要他台下不知道念多少遍绕口令才行，形体能力需要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来练功才能保持。艺术教育有特殊规律，这也是为什么艺术院校要一对一或者小组上课。”赵宁宇认为，表演教育的教学进程很难用固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上的文字来说明，因为表演艺术不能用文字来说明，而只能看‘行动’的结果。在教学大纲和教案上，可以体现出每一个科目、每一个阶段、直至每一节课上教授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并不能固定。每一个学生的情况不同，具体的训练方法都不一样，如果按照条文整齐划一的同样训练，最终什么人才也培养不出来。这就是表演教育的特殊性，“因材施教”是表演教育的第一原则。但是，由于大学学历教育的条条框框要求，第一原则很难贯彻，这也是表演教学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荣广润看来，艺术教育的另一种误区在于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于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另一种是过于忽视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很多老师都希望手把着手教，甚至是你学我老师的样子，结果学生技艺上不错，但是创造能力不足。“真正好的艺术教育是要‘教’‘练’结合，要注重文化素养的好的熏陶和培养，通过反复的练习让学生掌握技巧，同时让学生明白后面的美学原理和必备的艺术修养，同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要激发学生的天性和创造力。现在我们的艺术教育中‘单打一’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能成为明星的人并不少，能成为大艺术家的人很少，这也是艺术教育的一大误区。”
对于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端，不满者众多，但抗争者寥寥，各种批评只是风中的杂音，飘过即逝，对于日益庞大的体制而言，如隔靴搔痒。究其原因，背后的产业链、趋利主义的社会环境成为了“帮凶”。
“有天赋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象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象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陈丹青痛斥道。在他看来无视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的考试制度、教学制度，徒具形式，反而削弱了艺术学生的人文素养。“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艺术家培养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有创新力的杰出人才匮乏的症结所在。艺术教育的问题只是整个教育体制顽疾的部分表征。“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近些年来，大众也在询问：除去那些自我炒作、媒体镀金的所谓“大师”外，真正的科学大师、文学大师、经济学大师等在哪里？泱泱大国为何久久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我们先来看看大师们诞生的土壤：钱伟长数理化加起来才25分破格进了清华大学，臧克家数学零分进了青岛大学。早年的清华国学院有一个传统，每个星期六导师们都会跟学生有一个“同学会”，包括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这样的大师都和学生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学生们也可以随时进入导师的办公室、工作室请教。
再看国外，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约翰·纳什早已是闻名世界的大牌科学家，然而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纳什所执教的普林斯顿大学依然容纳了他。于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们总能在校园里看见一个奇特而沉默的男人在徘徊，偶尔在黑板上写下数字命理学的论题。他们称他为“幽灵”，他们充满爱心地想，这个“幽灵”是一个数学天才，只是突然发疯了。如果有人敢抱怨纳什在附近徘徊使人不自在的话，会立即受到警告：“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杰出的数学家！”正是这样一个宽容的环境，让纳什逐渐恢复健康，继续钻研，并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而当时空转换到现在日新月异的中国，一条条标准线以堂而皇之的“公平”面貌将一些特殊考生拒之门外。这是不幸，但有时也是幸运。试想倘若韩寒不退学，老老实实地考上某大学中文系，规规矩矩地上着除专业以外的英语、计算机、思想政治等诸多课程，并试图门门优秀拿奖学金，就一定没有作家韩寒了。而教师们呢，在各种考评制度下，忙于应付的是各种表格，对学生的培养也转换成了对于课程的负责。于是，很多老师上完课课本一夹再不见踪影，哪会耐着性子听学生无休止的追问？珍惜时间写论文评职称才是上策。
“今天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况，何似当年？而当年可贵可学的一套，都给废了，譬如择优录取业务尖子，便是教学良策，虽遭‘文革’批判，八十年代恢复高考，也还走老路，立马生效，问题出在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陈丹青感慨道。
价值趋同的大环境是教育体制顽疾的温床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针对中国教育体制的顽疾，已有不少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教育系统的改革却始终如“老牛爬坡”，究其原因，这背后有着庞大的利益链的牵制。
譬如，在“艺考热”高烧不退的背后，是连年来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不断扩大，而在招生计划扩大的背后，则有办学的利益驱动。据估计，全国半数以上的高校均开设有艺术类专业。在一些办学经费紧张的地区，低投入高产出的艺术类专业更是成为一些高校赚取学费收入的捷径。
而扩招的结果是，连名校表演系毕业的学生们，大部分都在跑龙套或转了行，能成为明星的屈指可数。“十几年前艺术院校比较少，全国范围的艺术教育主要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一级的，是文化部直属的的学校，包括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全国一共9所，培养的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专业艺术人才；另一个是各省各大区一级的，这部分艺术学院培养的是省市一级的最高水平的艺术人才，毕业后基本采取分配等方式，当时学校的数量不多，但就业不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1998年以后，进行了扩招，很多学校没有很充分的资源、条件去进行艺术教育，但是觉得考生不少，这个市场似乎是块肉，大家都来办。好处是学生的就学机会多了，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多，就业难。其实我们艺术人才的选择标准不应该降低，市场基本上也不会无原则的扩张，以前毕业1万人，现在10万人，就业当然成问题了。加上‘潜规则’等不公平因素，就业就更难了。”荣广润分析道。
此外，与“招考”利益链同谋的还有兴旺的“考前班”市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杜庆春在微博上建议揭开艺考利益链条，只引得寥寥两三人回复。原因在于，很多学生毕业后以教辅导班为生，这已经成为循环经济了。更有一位学生家长透露，培训班学不到什么本事，主要是为了拉个关系，而这笔开销比考前培训费用多得多。对于老师主观意愿比较突出、组织也不如高考那么严密的艺考招生，每个环节都能成为培训班、中介以及家长惦记着去运作的“缺口”。可见，目前看似严正公平的种种规矩、标准却成为了营私舞弊真正的根源与温床，成为了利益本质的最好的“遮羞布”。
于是，“可以考虑让影视专业取消艺考了！”“像限制买房一样限制艺考！”之类反对声寥寥。在教育体制的顽疾面前，千千万万学生、老师集体噤声，或被“洗脑”为应当如此，在不得不适应、且努力适应了体制之后的他们会群起来捍卫这种制度，这也是体制的厉害之处。虽然也厌恶不满，但是比起重新洗盘定位，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更多选择的是忍受。
“国中绘画现状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的进退失据，乃构成美术教学的困扰与两难。”这是陈丹青当年请辞的一大动机，当时却被舆论故意忽略了。那么，当代文化是怎样的情景？资本、金钱成为了隐形指挥棒，“艺考热”的高烧不退背后充斥着对于艺术的异化以及功利化的思想。
一部影视剧里，生旦净丑也都得齐全吧？除了奶油小生，也要硬汉吧？相貌如葛优、孙红雷，还不照样红得发紫？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没法，现在的影视圈就是帅哥美女更占优势。“现在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板进入了影视圈，这些暴发户是没有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可言的，他们就是要看俊男靓女，有些甚至是为了选美女做他的小蜜或太太的，现在情况太不正常了，可是艺术有时就被这些控制了，导演没有权利了，资本说了算，而不是艺术说了算。”武珍年说，“像美国就不一样，也有资本，但是资本和艺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两者都很成熟，有一些不是很漂亮的男女演员也能当男女主角。但是现在我们的市场是畸形的，是不成熟的，必然会误导艺术院校的招生，因为市场是这样的，高等院校当然要为市场服务。”
武珍年透露，在谢晋艺术学院成立时，谢晋导演号召学生要像马家军一样刻苦训练，但是请来的香港知名制片人吴思远立马“唱反调”：“孩子们，我告诉你，要成名，你的功夫、能力不是最主要的，90%靠的是机会。”前者是理想主义，而后者道出了残酷的现实。君不见，那些没心灵体验只有苍白的港式摆POSE表演、台湾鸡血式表演的明星们却能靠靓丽的外表拿着不菲的片酬，他们是被市场哄抬而身价百倍的。
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呀，他们宁愿不上课，连毕业大戏的女主角都不演，甘愿去电视剧里演个小丫鬟，以增加“亮相”的机会，时不可待，机不可失，成名可要趁早啊！“现在很多人的视野小，格局小，胆子也小，该大的地方都小，该小的地方很大。很多艺术家以前的理想是我们怎么做点有意思的事，画点画也好，搞点行为艺术，哪怕是恶作剧也好。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没有什么兴趣了，只是想着怎么弄个车、弄个房子，怎么把工作室弄漂亮点，太注意物质方面的东西，太注意把表面的东西作为一个展示，忽视了自己的内心。”刘大鸿感叹。不少名画家、名演员、名播音、名主持都忙着争名夺利，在这样的“榜样”下，如何让后来者们抛弃世俗的东西，像李叔同修行那样钻研艺术？
现今社会，在不少人眼里，什么是成功？就是有钱有房有名有势；什么是幸福？就是稳定、高福利、有保障。社会评价标准的一元化，势必导致思维的单一、行为的趋同。
艺考、国考的火热就是明证。一位来自东北大庆油田的男考生哭着来找武珍年，他说，“我必须得考大学，不考大学的话，没有文凭，没有大学文凭，连工作都找不到好的，只能当清洁工、操作工，不能坐办公室，那我的一生……我被逼到绝境了。但是考大学我的分不够，就只能考分数低的艺术类院校了。”当白领，坐办公室成为很多学生的目标。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创业，这里有着更多的空间，然而20年后，开始大幅度转向——年轻人纷纷涌到“体制中”去。在整齐划一的“标尺”下，在单一化的快速培养标准下，“批量生产”出的将是众多“万精油”型的庸才，连“殊异”都少有，何来的大师？在功利化的环境影响下，本应大胆创新的年轻人不愿再做特立独行的一小撮。他们没有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没有忧国忧民的胸怀。“教育问题是无解的。白说。”陈丹青叹道。果真如此？幸而，有不满者、抗争者正在为僵化的教育体制松土，但国家一直呼吁的创新型人才的出现，更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力量汇集的一场“大雨”的浇灌，因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健全的、多元化的教育体制，而此教育体制的建立需要的是一个开放、尊重个性、有多元价值判断的社会，只有有了这个多元的环境，才会激发无数个体的创造性。期许“偏才”们、“歪瓜裂枣”们的春天早日到来。
